为避免专家证人的偏见，可以聘请中立的专家。
2004年修宪把人权保障原则和私有财产权受保护原则写入宪法，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新的里程碑。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的深化。
宪法是根本法，还意味着国家的一切重要活动都必须于宪有据，宪法是一切行为的逻辑大前提，是一切权力的初始来源，是基础规范[7]。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发展的基本实际没有变、时代发展的基本要求没有变，现行宪法仍然具有显著优势、坚实基础、强大生命力，必须坚决维护、长期坚持、全面贯彻。[1] 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收录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38页。[8] 参见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般理论》，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3期。只有在程序上充分发扬民主，宪法才能发挥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
党中央领导修宪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宪制的基本经验。从内容上看，在宪法中把党的领导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使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明确为宪法法理，更突出了我国宪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也为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实践智慧找到了法理根脉。有些情况下，办案人员可能并非基于偏见寻找线索，而是仅仅关注那些选择性收集的证据，并坚信最初的先入为主之见，同时摒弃与已有假设不符的事实和证据。
法官的前一个判决可能对后一个判决产生影响。检察官为何隐匿无罪证据？这究竟是个体职业伦理缺失，还是制度偏见使然？如果了解人们对欺诈行为作出合理化解释的动机，就会认识到，许多检察官不是故意欺骗被告人，只不过是非常善于欺骗自己。法官在更衣室中披上法袍，并不能免除各种偏见的影响。但毋庸讳言，法官和警察、检察官、律师一样，也有职业思维定势，也习惯于依靠直觉作出判断，也会受到知识、偏见和信念的影响。
唯有理性认识证据风险，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司法决策出现失误。这就要求法院科学设置专家证言的采纳标准，既避免不可靠的垃圾科学进入法庭，又防止原本可靠的科学证据被拒之门外。
唯有正视司法潜藏的制度偏见，摆脱传统司法的教条和迷信，才能祛除司法公正的制度痼疾。科学认识社会环境对犯罪的重要影响，就意味着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与犯罪治理密切相关。在对抗制诉讼模式下，检察官还可能以实现正义为由实施不法行为，这种以恶制恶的心理很容易扭曲司法公正。警察有时甚至会将那些只有真正的罪犯才知晓的隐蔽信息有意或无意地透露给犯罪嫌疑人，以便基于这些事实细节增强认罪供述的可信度。
关于司法不公的成因，尽管国内外已有很多研究成果，然而，科学探究司法不公的隐性风险，摆脱法律职业的思维定势，仍然是一个新的课题。鉴于一些新科学证据尚未达到绝对的确定性，可以考虑对控辩双方设置差异化的证据门槛。鉴于此，为了防止无辜者被迫认罪，应当坚持透明的司法、免于强迫的自由和建立在证明基础上的公正。我们加于被害人的身份标签，可能会严重影响案件的处理方式。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一旦遵守规则本身成为唯一的要求，变相规避规则的做法就在所难免。我们努力构建和维系的理性司法制度，一旦面对强烈的报复心理，法律的程序保护就可能变得软弱无力。
换言之，检察官越是关注诉讼输赢而非实现正义，就越容易实施不法行为。我们不能仅仅关注抽象片面的罪犯概念，而是应当看到犯罪现象复杂的社会成因。
同理，如果检察官认定犯罪嫌疑人就是罪犯，即便通过违反规则的手段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也显得理所当然。法官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猜测性，等等。还有35%的受访者能够回忆起那个并不存在的视频中的特定细节。此种情况下，讯问工作不是为了核实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而仅仅是为了获得认罪供述。追本溯源，要想切实防范和纠正错案，必须加强对司法不公成因的科学探究，这是改革完善刑事司法制度、实现刑事司法公正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这种潜藏的制度偏见，非但不易察觉，而且难以消除。
不过，研究者又将该份生物证据提交其他17位专家，但并未提供任何背景信息，结果，只有其中一位专家认定现场检材的DNA与犯罪嫌疑人的DNA吻合。当一视同仁的司法承诺，在实践中变成因人而异的差别对待，公正就无从谈起。
司法风险的科学认知 司法过程，究其实质，属于一种风险决策。辨明真相与谬误，是司法最重要的任务，也是法官的职责使命。
为避免执法环节出错，可以运用智能手机的APP程序提供实时办案规程提示。不出所料，专家最终确认该犯罪嫌疑人的DNA与现场提取的DNA检材吻合。
讯问程序中隐性的强迫，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因有罪推定、确证偏见所导致的程序累积风险，对司法程序特别是审前程序的正当性提出了严峻挑战，这是深化司法改革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而以正义之名施加的惩罚，也往往背离制度设计的初衷。诚然，DNA不会为了迎合指控而自动重排序列，但DNA证据的解释却可能存在错误，此类失真风险显然不容忽视。
司法证明的风险是贯穿诉讼始终的内在风险。在有罪推定观念驱使下，那些容易受到强迫影响的犯罪嫌疑人，一旦遭遇令人精疲力竭的疲劳讯问，就很容易出现被迫认罪的司法悲剧。
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法官，也很容易受到专家证言的误导。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犯罪、如何看待司法、如何看待司法不公，诸如此类的问题，涉及的都是深层次的司法理念。
美国学者本福拉多（Benforado)教授所著的《公正何以难行：阻碍正义的心理之源》，整合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开启了研究司法不公问题的新路径、新视野，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借鉴。有些程序规则并不能真正限制办案人员的违法行为，而是沦为徒有其表的纸面上的法律。
可以说，刑事司法并不只是司法机关的事，而是需要全社会协力推进的公共事业。一旦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供述，诉讼过程中的所有参与者，包括警察、律师和法官，都会基于有罪推定心态看待整个案件，以致错误判断在案证据的证明价值。实践表明，不同类型的证据具有不同的证明价值，也存在特殊的证明风险。一些检察官还认为，犯罪嫌疑人除了当前被指控的罪行，还有许多罪行并未得到追究。
监禁刑的体制化效应，使罪犯重新回归社会面临重重障碍。如果我们放任枪支管控，疏于社区治理，忽视未成年人教育，不能为年轻人提供就业，那么，我们都将与最终发生的犯罪行为脱不了干系。
问题在于：法官极少承认自己存在偏见，并且坚信自己能够摒弃偏见因素。毋庸讳言，如果随意利用程序和规则玩弄司法，那将是一种更大的不公正。
审视本轮刑事司法改革，最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健全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例如，盛行美国的雷德讯问方法，非但难以纠正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说谎的错误直觉，反而可能助长讯问过程的心理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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